117章 驭民之术
不知不觉,位于大名府南城,原来的河北东路安抚司衙门,如今却已经摇身一变,挂起了“中华学堂”的招牌。
由于和原来的河北路转运司衙门同在一条街上,这里的环境要幽静、偏僻的多。学堂被选在这里,王松也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学习范围。
事实上,不止在这里,在大名府城,还有三座同样的中华学堂,只不过这座最大而已。
一块宽约一米,三米左右高的、刻着“牺牲、责任、民族”六个红字的石碑矗立在学堂正门左边的平地上。在大门右边的平地上,一块几乎同样大小的石碑则刻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字眼。字体苍劲有力,乃是河北名士李若虚所书。
作为留有墨宝、震惊后人的李若虚,其字体的魅力当然是无可挑剔。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白石红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来往的师生以及过往的闲杂人等。
从教育程度上讲,“中华学堂”只是一所初级教育学堂,相当于后世的六年小学教育。
本质上,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进入“中华学堂”的孩童,年龄段在6-13周岁。孩童们不仅要接受完整的国学教育,还要接受数学、地理、历史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王松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初级的物理、化学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学堂的体育课也是一大特的。队列、田径、引体向上、俯卧撑,最后还加入了“枪刺术”和骑马等。
至于射箭,则被习惯性地抛弃,而改为了掷弹练习。在火器蓬勃发展的这个时代,射箭只是变成了一种爱好,而非军中强制。
中华学堂大门口,每日里熙熙攘攘,站满了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亲朋。不过,人满为患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人人都是遵守规则。没有人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愚蠢的一面。
这个时代,还没有后世那么多的社会安全隐患,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学奴”出现。
按照大名府官府贴出的榜文,6-13岁的适龄孩童,都得接受教育,就连城中外来的“务工人员”也不能例外。
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在其他学堂上学的孩童,不强求他们必须转到这些新建的“中华学堂”来。
同时,在女子上学这件事情上,大名府官府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而是采取了自由选择。毕竟,相对于历朝历代,大宋的风气已经足够开放,不然也不会有大名鼎鼎的李易安出现。
不过,这毕竟是900年前,可不是后世的现代文明社会。一旦引起巨大的民间反潮,可就得不偿失,也和办学的目的背道而驰。
只要循循渐进,逐渐打开缺口,也许二三十年后,女子入学就变得顺理成章。
由于现在是酷夏,王松也是采取后世的寒暑假、一周双休制度,毕竟这是已经验证过的劳逸结合的最佳组合。
“相公,自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取士,到我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科举取士已是直入心肺,根深蒂固。相公办学堂是好事,旨在使贫贱富贵之人同等接受学识。但学生的功名富贵、人生前程都在于科举。“中华学堂”能否办下去,和此息息相关。”
李若虚说的有点隐晦。但王松还是听出来了其中的意思。科举取士已经根深蒂固,王松废除这科举取士,他的新式教育很有可能办不下去。
“李公考虑的是,不过不必担心,事情总有例外。”
王松摇摇头说道:“河北、河东已经糜烂,推行自然比江南要简单、容易得多。说到底,还是学生将来就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
“历朝历代,读书人只为做官,却忽略了吏。官吏两个字,吏比官更加重要,吏治清明是国家根本,因为这些吏员才是基层做事的人,和百姓打交道,这也是“中华学堂”的根本。”
关于学生的前途,王松并没有完全说明。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需要这样的科技人才,即便是儒学也是实学,以便让这个时代在他的手里有序、有力的发展下去。
吏治清明。他希望“中华学堂”出来的学生,以后会成为社会的一股清流,把中国这种千年形成的浑浊官场洗濯一番。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裙带关系在官场上盛行,很多人引以为荣、不以为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直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就像大宋,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马光的保守派,最终演化成了党争。
王安石打击保守派,乌台诗案,一大批反对派成员被贬斥。司马光执政,又将新法官员全部贬谪,同时将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尽数废除,此为“元祐更化”。
公元1086年,司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党争反而愈演愈烈,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国事日非。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投降派、主战派轮番上台,最终导致了国破君亡的可悲惨剧。
两河无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这“中华学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学堂无缝对接,足可以改变两河教育的现状。
“相公,宣抚司若是不开科举,恐怕会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开科取士,一年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四五百人。两河“行政学堂”,再加上招贤纳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说冷了天下读书人之心,恐怕言过其实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来,神情也变得严肃。
“若是只想当官,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大宋朝廷哪里可以混混,在我宣抚司治下,想都别想!”
李若虚心里一惊。大宋朝廷不抑兼并,不限官员经商,不惩处贪污受贿,官员上下其手,个个富的流油。到了王松这里,要讲究吏治清明,这些旧派的官员,很多人因循守旧,不与时俱进,恐怕要栽跟头。
“相公在两河垦荒屯田,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安抚教化,虽是功在千秋,然这兴办学堂,开启民智一事,似乎颇有不妥。”
“哦,李公有话直说,在下洗耳恭听。”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来对义务教育这件事,李若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他并不是独断专行之人,李若虚性烈如火,直来直往,倒是和谨小慎微的马扩、黄纵几人互为补充。
“相公虽是文韬武略,但未必博览群书。相公可曾观过商君书”
王松看着小心翼翼的李若虚,哈哈大笑了起来,也瞬间弄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是战国时秦国名相商鞅所做,也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历朝历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
想不到这李若虚,竟然也读过此书,而且还对这些邪术如此推崇。
“原来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驭民五术,而且是情有独钟啊?”
商鞅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就是愚民,五术为历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为不宣之密。
闭塞试听,让百姓愚昧无知;让百姓整日劳作,耕作不息,没有精力胡思乱想;民辱则官尊,百姓尊严全无;严苛赋税,百姓终日在温饱线上挣扎,人穷志短,易于控制。
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无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起来,实在是惊心动魄、丑恶不堪。
这不由得让王松想起了后世的“总缺三两银子”的典故来。
,记载了清朝乾隆时期的数据: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青菜为主,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除节日或特殊时间,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
当时,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为35两;在同一时期,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等的发明,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时代。
领先世界千年的中国,为什么无人钻研“蒸汽机”?“3两银子”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缺少3两银子,不能放开吃,家无余粮,谁有闲情逸致去钻研“蒸汽机”?
商鞅的“驭民五术”,是古代帝王必学学科。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便会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两白银”,便是就是“贫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谓帝王之术。
李若虚脸上一红,表情却是十分严肃。
“既然相公知道驭民五术,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为何要大办学堂,开启民智,岂不知“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治国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办学,开启民智,有教无类,岂不是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却也是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数的文化精英,大多数的百姓,不还都是老老实实的穷苦人家吗。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起义了。宋史所载,宋朝300余年,农民起义433次,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最大的也就是北宋徽宗年间的方腊起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宋朝廷实行的养兵政策,一到荒年或百姓造反,朝廷就大量从流亡人口中招收青壮以充实兵源。大家都去当兵吃皇粮了,哪还有人去造反。
但这却造成了宋朝“冗兵”的弊病,终宋一朝,军队良莠不齐,国家军费浩大,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士之蹈义而死,杀身成仁,为道而死,死而无憾。若不开启民智,以律法约束行为,百姓岂不愚昧无知,只知小利而不知大义,全无血勇,尚武之风全无,这又岂是治国之道”
王松发出一声长叹。没有知识和思想的民族,又何谈崛起和伟大
就像这战争,百姓和将士得知道为什么去打,否则就像历史上的一样,以至有了靖康之耻,偏安江南,最后是崖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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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原来的河北路转运司衙门同在一条街上,这里的环境要幽静、偏僻的多。学堂被选在这里,王松也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学习范围。
事实上,不止在这里,在大名府城,还有三座同样的中华学堂,只不过这座最大而已。
一块宽约一米,三米左右高的、刻着“牺牲、责任、民族”六个红字的石碑矗立在学堂正门左边的平地上。在大门右边的平地上,一块几乎同样大小的石碑则刻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字眼。字体苍劲有力,乃是河北名士李若虚所书。
作为留有墨宝、震惊后人的李若虚,其字体的魅力当然是无可挑剔。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白石红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来往的师生以及过往的闲杂人等。
从教育程度上讲,“中华学堂”只是一所初级教育学堂,相当于后世的六年小学教育。
本质上,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进入“中华学堂”的孩童,年龄段在6-13周岁。孩童们不仅要接受完整的国学教育,还要接受数学、地理、历史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王松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初级的物理、化学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学堂的体育课也是一大特的。队列、田径、引体向上、俯卧撑,最后还加入了“枪刺术”和骑马等。
至于射箭,则被习惯性地抛弃,而改为了掷弹练习。在火器蓬勃发展的这个时代,射箭只是变成了一种爱好,而非军中强制。
中华学堂大门口,每日里熙熙攘攘,站满了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亲朋。不过,人满为患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人人都是遵守规则。没有人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愚蠢的一面。
这个时代,还没有后世那么多的社会安全隐患,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学奴”出现。
按照大名府官府贴出的榜文,6-13岁的适龄孩童,都得接受教育,就连城中外来的“务工人员”也不能例外。
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在其他学堂上学的孩童,不强求他们必须转到这些新建的“中华学堂”来。
同时,在女子上学这件事情上,大名府官府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而是采取了自由选择。毕竟,相对于历朝历代,大宋的风气已经足够开放,不然也不会有大名鼎鼎的李易安出现。
不过,这毕竟是900年前,可不是后世的现代文明社会。一旦引起巨大的民间反潮,可就得不偿失,也和办学的目的背道而驰。
只要循循渐进,逐渐打开缺口,也许二三十年后,女子入学就变得顺理成章。
由于现在是酷夏,王松也是采取后世的寒暑假、一周双休制度,毕竟这是已经验证过的劳逸结合的最佳组合。
“相公,自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取士,到我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科举取士已是直入心肺,根深蒂固。相公办学堂是好事,旨在使贫贱富贵之人同等接受学识。但学生的功名富贵、人生前程都在于科举。“中华学堂”能否办下去,和此息息相关。”
李若虚说的有点隐晦。但王松还是听出来了其中的意思。科举取士已经根深蒂固,王松废除这科举取士,他的新式教育很有可能办不下去。
“李公考虑的是,不过不必担心,事情总有例外。”
王松摇摇头说道:“河北、河东已经糜烂,推行自然比江南要简单、容易得多。说到底,还是学生将来就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
“历朝历代,读书人只为做官,却忽略了吏。官吏两个字,吏比官更加重要,吏治清明是国家根本,因为这些吏员才是基层做事的人,和百姓打交道,这也是“中华学堂”的根本。”
关于学生的前途,王松并没有完全说明。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需要这样的科技人才,即便是儒学也是实学,以便让这个时代在他的手里有序、有力的发展下去。
吏治清明。他希望“中华学堂”出来的学生,以后会成为社会的一股清流,把中国这种千年形成的浑浊官场洗濯一番。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裙带关系在官场上盛行,很多人引以为荣、不以为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直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就像大宋,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马光的保守派,最终演化成了党争。
王安石打击保守派,乌台诗案,一大批反对派成员被贬斥。司马光执政,又将新法官员全部贬谪,同时将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尽数废除,此为“元祐更化”。
公元1086年,司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党争反而愈演愈烈,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国事日非。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投降派、主战派轮番上台,最终导致了国破君亡的可悲惨剧。
两河无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这“中华学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学堂无缝对接,足可以改变两河教育的现状。
“相公,宣抚司若是不开科举,恐怕会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开科取士,一年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四五百人。两河“行政学堂”,再加上招贤纳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说冷了天下读书人之心,恐怕言过其实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来,神情也变得严肃。
“若是只想当官,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大宋朝廷哪里可以混混,在我宣抚司治下,想都别想!”
李若虚心里一惊。大宋朝廷不抑兼并,不限官员经商,不惩处贪污受贿,官员上下其手,个个富的流油。到了王松这里,要讲究吏治清明,这些旧派的官员,很多人因循守旧,不与时俱进,恐怕要栽跟头。
“相公在两河垦荒屯田,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安抚教化,虽是功在千秋,然这兴办学堂,开启民智一事,似乎颇有不妥。”
“哦,李公有话直说,在下洗耳恭听。”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来对义务教育这件事,李若虚有不同的意见。
不过,他并不是独断专行之人,李若虚性烈如火,直来直往,倒是和谨小慎微的马扩、黄纵几人互为补充。
“相公虽是文韬武略,但未必博览群书。相公可曾观过商君书”
王松看着小心翼翼的李若虚,哈哈大笑了起来,也瞬间弄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是战国时秦国名相商鞅所做,也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历朝历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
想不到这李若虚,竟然也读过此书,而且还对这些邪术如此推崇。
“原来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驭民五术,而且是情有独钟啊?”
商鞅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壹民就是愚民,五术为历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为不宣之密。
闭塞试听,让百姓愚昧无知;让百姓整日劳作,耕作不息,没有精力胡思乱想;民辱则官尊,百姓尊严全无;严苛赋税,百姓终日在温饱线上挣扎,人穷志短,易于控制。
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无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起来,实在是惊心动魄、丑恶不堪。
这不由得让王松想起了后世的“总缺三两银子”的典故来。
,记载了清朝乾隆时期的数据:中国农民一直以粗粮、青菜为主,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除节日或特殊时间,肉类很少出现在餐桌上。
当时,中国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两白银左右,但花销却多出了3两,为35两;在同一时期,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等的发明,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时代。
领先世界千年的中国,为什么无人钻研“蒸汽机”?“3两银子”的收支差额便是罪魁祸首。一个家庭一年挣32两却要花35两,缺少3两银子,不能放开吃,家无余粮,谁有闲情逸致去钻研“蒸汽机”?
商鞅的“驭民五术”,是古代帝王必学学科。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便会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两白银”,便是就是“贫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谓帝王之术。
李若虚脸上一红,表情却是十分严肃。
“既然相公知道驭民五术,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为何要大办学堂,开启民智,岂不知“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治国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办学,开启民智,有教无类,岂不是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却也是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数的文化精英,大多数的百姓,不还都是老老实实的穷苦人家吗。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起义了。宋史所载,宋朝300余年,农民起义433次,但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最大的也就是北宋徽宗年间的方腊起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宋朝廷实行的养兵政策,一到荒年或百姓造反,朝廷就大量从流亡人口中招收青壮以充实兵源。大家都去当兵吃皇粮了,哪还有人去造反。
但这却造成了宋朝“冗兵”的弊病,终宋一朝,军队良莠不齐,国家军费浩大,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士之蹈义而死,杀身成仁,为道而死,死而无憾。若不开启民智,以律法约束行为,百姓岂不愚昧无知,只知小利而不知大义,全无血勇,尚武之风全无,这又岂是治国之道”
王松发出一声长叹。没有知识和思想的民族,又何谈崛起和伟大
就像这战争,百姓和将士得知道为什么去打,否则就像历史上的一样,以至有了靖康之耻,偏安江南,最后是崖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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