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10月21日上午10时,公主岭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带着公主岭的日方军政要员,在车站接到了北上巡视的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和第五师团师团长大谷喜久蔵中将一行人。
本次沿铁路线北上巡视乃是关东都督府为了向清政府和北满革命军展示日本帝国的武威,是以大岛都督不仅带上了大谷喜久蔵中将,还带上了一个日军步兵联队和一个野炮兵大队。这样一来,随着大岛义昌的到来,公主岭差不多就集结了半个师团的力量。
这让对北满革命军不断南下感到焦虑的高山公通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并不大相信北满的革命军敢于冒着破坏国际条约的罪名向铁路守备队进攻,这可是在挑战万国公法,义和团是怎么覆灭的,中国人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了。
不过随着革命军占领长春之后,长春的报纸就开始刊登日本附属地内的军警在南满地区犯下的种种罪行,以长春为中心爆发的中国社会舆论,就开始不断的诋毁日本军警在南满不仅没有尽到维护铁路沿线治安的责任,反而成为了铁路沿线日人犯罪分子的庇护伞,实为南满社会治安最大之毒瘤。
中国报刊上登出的每一桩事件都有着明确的日人姓名和中国受害者名字,和详细的地址、时间。有些案件根本就是直接抄的地方政府上呈满清外交部的公文,日本领事馆想要否认都做不到。
高山公通少将也承认,某些日本人的行为如果在国内的话,也是要被枪毙的。但是这里毕竟不是国内,是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虽然还没有和满清政府签下一份正式的条约,但是日本上下都不认为自己牺牲了八万人换来的南满洲还会是中国的领土。
虽然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理解什么是殖民地,但是他们对于殖民地掠夺的行为和手段却丝毫不逊色于老牌帝国主义。日本国内商人、浪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群人员,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满洲的先锋。这些人来满洲就是为了来发财的,而他们来到满洲时大多只携带着极少的资本,甚至有些浪人只凑到了一张船票钱,就带着发横财的愿望踏上了满洲的土地。
这些人假使不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又凭什么在满洲立足呢?更何况,就算是日本政府在兴建满铁和购置附属地用地的时候,也一样采用了强买强占和欺骗的一切手段。毕竟日本所号称的日俄战争胜利,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还让日本欠下了巨额的外债,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给他们眼中的殖民地百姓以公平贸易。
为了确保日本势力在南满洲的快速扩张,满铁和关东都督府都有意纵容了日本移民的非法行为,并给予了保护。虽然这造成了中国平民和日本移民之间的大量冲突,但是因为有着日方武装力量的撑腰和满清中央政府的保护,使得每一次冲突都是以中国这方退让而告终。
正因为做了坏事不用受到惩罚,所以日本居留民在满洲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就连一些跑来满洲做正经生意的日本商人也开始逐渐劣化了起来。不过已经习惯了中国一方退让的日本人,还是采取了发生一件掩盖一件的旧习惯,反正中国人闹上一阵之后就会忘记了,没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是不可能长久的和日本对抗下去的。
但是现在,中国报刊上突然把一桩桩旧案翻了出来,而且还加上了许多情节,使得案件不再是一个个人名和干巴巴的数据,变成了好像是发生在左邻右舍身上的故事。这种煽动情感的文章和集中性的报道,使得北满地区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特别是长春以南地区生活在南满铁路旁的中国民众,更是对此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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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地的中小学生陆续发起了抗议日本军警暴行的游行,特别是长春的游行队伍,还向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方撤离铁路沿线的军队和警察,停止在中国领土上实施非法的行政行为。
社会舆论上的批评,游行示威抗议,虽然并不能动摇日本政府对于南满铁路和关东州租借地的控制权,但是这一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风潮,却掀起了东北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正在塑造他们的国家观念。
在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之后,东北遭受到的帝国主义入侵并不比长江以南地区好多少,只不过东北地区的人口较少,所以冲突事件才比南方少的多。但是随着满清政府放开关禁,大量迁移关内百姓去东北之后,东北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才渐渐高涨了起来。
义和团运动更是第一次发动起了东北民众反击俄国侵略者,虽然因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导致了关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但是却促进了整个东三省民众的团结。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民众的这种自发反帝国主义情绪,发起了东北的拒俄运动,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东北民众的支持。
但是当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把日本作为标靶时,日本在满洲的领事馆也好,还是满铁会社也好,都是感到又惊又怒的。因为此种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业和移民开始遭受中国社会的孤立。
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经营南满,不仅重新建设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还对大连港进行了扩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对于满洲粮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对于满洲煤、铁矿等资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积极的开拓对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虽然日本凭借军事力量和控制了南满铁路这一南满交通命脉,在南满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是和中国民众控制的南满经济相比,日本商人其实只能在城市里做一做中间商。没有中国商人的帮助,日本商人既无法把日本的工业品推销给中国人,也无法把满洲土地上的粮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来运回国内去。
因此,对于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反日行动,日本驻长春、驻吉林、驻哈尔滨、驻齐齐哈尔等地的领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议的。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不是好拿捏的满清政府,在统一的外交口径下,日本方面的抗议如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连个回声都没能听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委员趁着这个机会,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属地内非法的行政权、警察权和税收权,并对中日之间过去签订的条约进行重新检讨。这也是长春日本领事中止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外交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来,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显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这种依靠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来要挟外国政府作出让步的行为,日本人从前也没有少干,他们自然不会接受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耍弄这一套把戏。只是日本方还没有考虑清楚,他们究竟要在这场革命中支持谁,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击。
不过随着新外相内田的上台,内阁的对华政策似乎越来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满洲的几位首脑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大岛义昌下了火车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岭军政要员在站台上闲聊了几句之后,就坐上了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给他准备的马车,前往了公主岭守备队司令部。
大岛义昌带着都督府出行的要员,要求高山公通少将和从长春赶来的木部领事,给他们做一个详细一些的,关于北满革命委员会的汇报,特别是最近两天革命委员会的动向。
木部领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些日子同革命委员会代表的接触,和关于革命军穿越长春铁路的射击事件交涉,还有最近长春爆发的反日舆论和民众游行等事件,之后他总结道。
“…根据这些日子的观察,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机构,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的联合,而是一个建立在反满清政府基础上的领导革命的集中权力机关。
革命委员会中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从信仰俄国过激主义者到满清投诚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领导核心还是一个名为共和党的政党。该政党虽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会员,但却还是以欧洲留学生及军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主要骨干。
过去一盘散沙的同盟会员,在加入了共和党之后,普遍有了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开始同我国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离。他们对于中日合作对抗欧美族裔的亚细亚主义并不反对,但是却不认同应该牺牲中国来造就日本一国的主张,且对我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失望,认为日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主张,无非是独霸中国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宣言。
因此我们判断,帝国想要让革命委员会和满清一样承认帝国在华的特殊利益,并运用政府力量去保护我国侨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共和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拿着民族主义旗帜号召中国民众进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府。只不过这个民族主义并不是同盟会所倡导的单一汉民族,而是中国领土内居住的各民族-既大中华主义。
这从革命委员会煽动和保护普通民众上街游行,以反帝运动来扩大共和党之政治影响,从而在民众中竖立革命委员会是民族政权的象征,既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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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沿铁路线北上巡视乃是关东都督府为了向清政府和北满革命军展示日本帝国的武威,是以大岛都督不仅带上了大谷喜久蔵中将,还带上了一个日军步兵联队和一个野炮兵大队。这样一来,随着大岛义昌的到来,公主岭差不多就集结了半个师团的力量。
这让对北满革命军不断南下感到焦虑的高山公通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并不大相信北满的革命军敢于冒着破坏国际条约的罪名向铁路守备队进攻,这可是在挑战万国公法,义和团是怎么覆灭的,中国人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了。
不过随着革命军占领长春之后,长春的报纸就开始刊登日本附属地内的军警在南满地区犯下的种种罪行,以长春为中心爆发的中国社会舆论,就开始不断的诋毁日本军警在南满不仅没有尽到维护铁路沿线治安的责任,反而成为了铁路沿线日人犯罪分子的庇护伞,实为南满社会治安最大之毒瘤。
中国报刊上登出的每一桩事件都有着明确的日人姓名和中国受害者名字,和详细的地址、时间。有些案件根本就是直接抄的地方政府上呈满清外交部的公文,日本领事馆想要否认都做不到。
高山公通少将也承认,某些日本人的行为如果在国内的话,也是要被枪毙的。但是这里毕竟不是国内,是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虽然还没有和满清政府签下一份正式的条约,但是日本上下都不认为自己牺牲了八万人换来的南满洲还会是中国的领土。
虽然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理解什么是殖民地,但是他们对于殖民地掠夺的行为和手段却丝毫不逊色于老牌帝国主义。日本国内商人、浪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群人员,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满洲的先锋。这些人来满洲就是为了来发财的,而他们来到满洲时大多只携带着极少的资本,甚至有些浪人只凑到了一张船票钱,就带着发横财的愿望踏上了满洲的土地。
这些人假使不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又凭什么在满洲立足呢?更何况,就算是日本政府在兴建满铁和购置附属地用地的时候,也一样采用了强买强占和欺骗的一切手段。毕竟日本所号称的日俄战争胜利,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还让日本欠下了巨额的外债,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给他们眼中的殖民地百姓以公平贸易。
为了确保日本势力在南满洲的快速扩张,满铁和关东都督府都有意纵容了日本移民的非法行为,并给予了保护。虽然这造成了中国平民和日本移民之间的大量冲突,但是因为有着日方武装力量的撑腰和满清中央政府的保护,使得每一次冲突都是以中国这方退让而告终。
正因为做了坏事不用受到惩罚,所以日本居留民在满洲的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就连一些跑来满洲做正经生意的日本商人也开始逐渐劣化了起来。不过已经习惯了中国一方退让的日本人,还是采取了发生一件掩盖一件的旧习惯,反正中国人闹上一阵之后就会忘记了,没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是不可能长久的和日本对抗下去的。
但是现在,中国报刊上突然把一桩桩旧案翻了出来,而且还加上了许多情节,使得案件不再是一个个人名和干巴巴的数据,变成了好像是发生在左邻右舍身上的故事。这种煽动情感的文章和集中性的报道,使得北满地区的中国民众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特别是长春以南地区生活在南满铁路旁的中国民众,更是对此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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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地的中小学生陆续发起了抗议日本军警暴行的游行,特别是长春的游行队伍,还向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递交了要求日方撤离铁路沿线的军队和警察,停止在中国领土上实施非法的行政行为。
社会舆论上的批评,游行示威抗议,虽然并不能动摇日本政府对于南满铁路和关东州租借地的控制权,但是这一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风潮,却掀起了东北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正在塑造他们的国家观念。
在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之后,东北遭受到的帝国主义入侵并不比长江以南地区好多少,只不过东北地区的人口较少,所以冲突事件才比南方少的多。但是随着满清政府放开关禁,大量迁移关内百姓去东北之后,东北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才渐渐高涨了起来。
义和团运动更是第一次发动起了东北民众反击俄国侵略者,虽然因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导致了关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但是却促进了整个东三省民众的团结。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民众的这种自发反帝国主义情绪,发起了东北的拒俄运动,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东北民众的支持。
但是当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把日本作为标靶时,日本在满洲的领事馆也好,还是满铁会社也好,都是感到又惊又怒的。因为此种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业和移民开始遭受中国社会的孤立。
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经营南满,不仅重新建设了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还对大连港进行了扩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对于满洲粮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对于满洲煤、铁矿等资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积极的开拓对南满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虽然日本凭借军事力量和控制了南满铁路这一南满交通命脉,在南满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是和中国民众控制的南满经济相比,日本商人其实只能在城市里做一做中间商。没有中国商人的帮助,日本商人既无法把日本的工业品推销给中国人,也无法把满洲土地上的粮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来运回国内去。
因此,对于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反日行动,日本驻长春、驻吉林、驻哈尔滨、驻齐齐哈尔等地的领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议的。但是革命委员会显然不是好拿捏的满清政府,在统一的外交口径下,日本方面的抗议如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连个回声都没能听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员会的外交委员趁着这个机会,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属地内非法的行政权、警察权和税收权,并对中日之间过去签订的条约进行重新检讨。这也是长春日本领事中止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外交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来,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显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这种依靠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来要挟外国政府作出让步的行为,日本人从前也没有少干,他们自然不会接受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耍弄这一套把戏。只是日本方还没有考虑清楚,他们究竟要在这场革命中支持谁,才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没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击。
不过随着新外相内田的上台,内阁的对华政策似乎越来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满洲的几位首脑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大岛义昌下了火车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岭军政要员在站台上闲聊了几句之后,就坐上了铁道守备队司令高山公通少将给他准备的马车,前往了公主岭守备队司令部。
大岛义昌带着都督府出行的要员,要求高山公通少将和从长春赶来的木部领事,给他们做一个详细一些的,关于北满革命委员会的汇报,特别是最近两天革命委员会的动向。
木部领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些日子同革命委员会代表的接触,和关于革命军穿越长春铁路的射击事件交涉,还有最近长春爆发的反日舆论和民众游行等事件,之后他总结道。
“…根据这些日子的观察,我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机构,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的联合,而是一个建立在反满清政府基础上的领导革命的集中权力机关。
革命委员会中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从信仰俄国过激主义者到满清投诚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领导核心还是一个名为共和党的政党。该政党虽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会员,但却还是以欧洲留学生及军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主要骨干。
过去一盘散沙的同盟会员,在加入了共和党之后,普遍有了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开始同我国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离。他们对于中日合作对抗欧美族裔的亚细亚主义并不反对,但是却不认同应该牺牲中国来造就日本一国的主张,且对我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失望,认为日本所谓的反帝国主义主张,无非是独霸中国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宣言。
因此我们判断,帝国想要让革命委员会和满清一样承认帝国在华的特殊利益,并运用政府力量去保护我国侨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共和党人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拿着民族主义旗帜号召中国民众进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府。只不过这个民族主义并不是同盟会所倡导的单一汉民族,而是中国领土内居住的各民族-既大中华主义。
这从革命委员会煽动和保护普通民众上街游行,以反帝运动来扩大共和党之政治影响,从而在民众中竖立革命委员会是民族政权的象征,既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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