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7章
6月2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长春体育馆正式开幕,原本吴川只是想要办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但是因为远东自治领、朝鲜、日本及菲律宾等地也派出了代表队,于是这届运动会就改成了东亚运动会。
国内各省基本都派出了代表队,当然是在革命委员会提供了补贴的情况下。而流落在大陆的台湾人也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这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抗议,日本人认为这些台湾人不能代表台湾出赛,而且台湾代表队的名字前应该加上日本两字。
负责主持本届运动会的梁廷栋则公开回复道:“体育赛事和政治无关,在体育赛事中施以政治压力有违体育精神。西方古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时,各国还约定在比赛期间不动兵戈呢,我们不觉得台湾派人参加触犯了日本的利益。”
在这个时代,民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注只限于一种运动爱好者的关注,并没有把宏大的体育赛事当成一种国际文化交流,因此欧美的外交官并不认为梁廷栋的回答有违国际准则。
而东方的民众,哪怕是最为西化的日本,对于体育比赛也只是当作了西方人的奇怪习俗,哪怕日本是亚洲最先参加过奥运会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对这桩国际赛事也没多加关注,还是寻求了财阀的投资才凑齐了日本运动员出行的旅资。
总的来说,日本外交官对于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不过是一种应OTg2NTc=激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深谋远虑。虽然有一些日本精英觉得让台湾人、朝鲜人出现在这样一场运动会上很不妥,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清楚这不妥究竟在哪里,自然就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更多人的看法就是,日本人又在小题大做,试图向中国人找茬以敲诈好处了,只是日本上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和中国开战的欲望了,这样的讹诈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们觉得,日本人简直是没事找事。
跟着日本代表队来长春观赛的原敬,对于外交官员的退赛请示选择了避让,他认为这是外交省和代表队自己的选择问题,因为来参加本次运动会的运动队员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政府派出,更何况他现在不过是一名普通议员,不能干涉政府事务。
在一番手忙脚乱的交涉后,外交省重新把问题踢给了日本代表队,他们接受了原敬的意见,在政府方面继续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日本代表队是否退赛一事则交由代表队成员自己决定。
29日早上七点三十分,原敬从车站前的大和旅馆出发乘车前往十月广场。陪同他的后辈,也是每日新闻社记者海老俊,在车上有些不解的向他请教道:“原前辈,这种情况之下,断然的离开以压迫中国人做出让步,不是更为合理吗?哪怕中国人不肯做出让步,国内的民众至少也会认为您维护了日本国的威严。”
原敬转头看着他正想说话,车子突然猛的停了下来,他下意识的按住了前面的座椅稳住了身体,边上的海老俊赶紧扶住了他,并向前面的司机质问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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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一边回头道歉,一边指着前方路上说道:“刚刚边上的骡车冲了出来和前面的汽车撞上了,原先生,您没事吧?”
原敬坐正了身体,用手按住胸口深呼吸了一两次后,这才平静的对司机说道:“你下去看一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帮助他们一下吧。”
司机和坐在前面的秘书都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开门下了车。这场车祸不算小也不算大,骡车和汽车都翻了,但是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倒是那头闯祸的骡子被撞了个半死。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然后呼喊了几句,就有不少行人跑了过来,撸起了袖子,在警察的指挥下把车子和骡子都抬到了一边。
坐在车上的原敬看着这一幕,对着海老俊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名穿着制服的人站出来高喊一声,边上的行人就立刻响应了号召,不管是穿长袍的,还是穿短衣的,都丝毫没有芥蒂的服从着制服者的命令,没有讨论什么高下尊卑之分。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今江浙湖汉北天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城市破破烂烂的,普通民众身上也大多肮脏不堪,毫无卫生之概念。
上层的绅士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几乎毫不关心,只关心个人或家族的未来;至于中国的官宪,则把底层的民众视为猪羊,只想着在任期内敲诈盘剥地方上的民众;而普通民众也是麻木不仁,对于这个国家的上层和官员只有畏惧和痛恨。
假如你见过十几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你就不能够相信会出现长春这样由中国人建设起来的城市;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不仅能够把街道清洗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把自己身上也收拾干净;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会在没有制服者的威胁下,团结一致的做一件事。
假如中国5万万人都如此团结一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同中国为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获得的成就都将会在这样的对抗下化为乌有。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去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要确保帝国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不被中国人夺回去。
日本和中国之间,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既然帝国已经把南洋视为了开拓目标,我们就需要中国帮助我们分担欧美列强的压力;而为了保卫帝国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中国南方的利益,我们又需要借助国际秩序压制中国,不能让中国人颠覆现存的东亚秩序。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个台湾代表队和中国人置气,只会让各国觉得我国心胸狭窄,丝毫没有尊重东亚和平的意思。只要各国觉得帝国在对中关系中依旧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各国就不可能出手帮助我们压制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帝国露出软弱之态并不是坏事,只是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明治开化以来,我们实施了全面西化的国策,这固然使得我国国力大涨,但是一味学习西洋的霸道,却忘记了我们过去的忍让之道,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啊。”
海老俊一边思考着原敬的言论,一边下意识的朝着车子前方的车祸现场望去,大约只化了七八分钟,前面的车辆就已经全部被清理到了路边,行人纷纷散去,道路再次畅通了起来,而街道的另一侧则始终保持的通行,并没有什么人停下来围观。
这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哪怕在日本的东京也不可能不出现看热闹的围观者,于是整条街道都会被堵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快速的恢复通行。
在海老俊思索的时候,原敬又对他补充了一句:“我刚刚说的话,你可不能登出去,现在的日本国民可接受不了我的话。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外的示弱都是有辱国体,简直是不知所谓…”
站在体育场西侧看台上的贵宾席上,吴川扶着栏杆俯视着这个可容纳4万人的椭圆形体育场;下面的观众正陆续入场,和这恢弘的建筑相比,这些观众就显得渺小了。哪怕在后世见过不少宏大的建筑,但是站在这看台上的吴川依然觉得心潮澎拜了起来。
吴川尚且如此,站在他身后的宋云桐、孟继周等委员也显得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来过这里,但是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和坐满人的体育场,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是注视着自己,都足够让人紧张万分了。
当然,比这些委员更为不堪的,还是那些被邀请来的各蒙古王公,有些人一辈子看到过的人大约都没有今天一次看到的多。
蒙古王公中最放松的大约应当属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恭本德吉特了,这位王爷对于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热爱音乐,来到长春之后倒是很快同吴川相熟了起来,对于面前的一切不仅不感到紧张,反而感叹道:“这要是能够在这里安排一场歌会,恐怕就更加震撼了。”
吴川回头对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蒙古长调最为适合这种大场面,不过适合观众欣赏的场所还是应该放在大剧场,那里的舞台扩音效果很好。我劝你不如留下来,就在长春建立一个整理蒙古歌谣的蒙古乐团,然后把蒙古歌谣搬上舞台,到时就可以向世界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了。”
恭本德吉特听了大为心动,他试探的问道:“建一个这样的乐团要花不少钱吧?您能给我多少钱?”
吴川想了想说道:“你要是愿意出面主持这个乐团,我可以先拨给你10万元,然后根据你建立的规模每年拨给款项。眼下外蒙、内蒙几乎都没有战事了,蒙古的传统都在各种歌谣之中,要是没人出头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对于蒙古族来说不亚于是一大损失。各族共和,就是要把各民族中最为优秀的文化留传下去,而不能像满清和帝国主义那样,四处屠戮和消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共和的真意,你们怎么看?”
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东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乌泰、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那木囊苏伦及内外蒙古各王公都纷纷出声道:“主席说的是。”“主席说的好啊。”“我们完全支持您的决定…”
库伦之夜死掉了太多独立派的王公,加上库伦活佛的倒戈,使得外蒙古王公们最后选择了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内外蒙古依然有不少王公和贵族是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只是蒙古内外的局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快的让这些独立主义者都没下注,蒙古独立的机会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过去外蒙古王公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个是想要赖掉难以还清的蒙债,一个就是俄国势力在外蒙古的扩张,使得这些蒙古王公认为蒙古可以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
只不过这些外蒙古王公没有预料到,欧洲会突然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甚至连沙皇的皇冠都打飞了,原本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的美梦立刻就消失了,中国人趁着俄国在欧洲连年大战后内乱的机会,直接把俄国人从外蒙北部驱逐了出去,这里也是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掌握了这里也就掌握了外蒙古。
当中国把俄国和库伦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原本还有些小心思的贵族王公们就失去了对于俄国的信心,这些王公们很清楚外蒙古的部族武力是打不过中国军队的。不仅仅是在武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就是在战斗意志上,蒙古牧民也没有为王公去死的念头,因为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待自己的牧民过于残酷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为外蒙古各旗清理了蒙债,帮助各旗划分了草场和建立了畜牧公社,修建了连同库伦和内地及东北的铁路后,牧民们最后一丝同革命军交战的念头也失去了。
过去,在外蒙古商人来收皮子和羊毛、口蘑等土特产时,价格都会压的很低。比如一张狼皮在外蒙不过-元,在张家口就涨到了-2元;口蘑百包也不过就换得一箱砖茶。一头羊在外蒙古只值1两、2两,但是在北京或哈尔滨则涨到了3两-6两。
在张家口和库伦、张家口和乌里雅苏台间开通了汽车之后,一台载重吨的卡车在土路上每小时行驶34-45公里,张家口到库伦的行程从10天以上降到了3天之内;过去需要从库伦中转的乌里雅苏台,现在也一样可以坐汽车在3、4天内到达了。
汽车的开通,在建的铁路,不仅极大的拉近了内地和外蒙古的距离,也大大的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在俄国被战争拖垮后,外蒙古的商业很快就倒向了国内,去年外蒙古同内地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3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同东北达成的。
过去外蒙古这里凡丝茶杂货以及食用调料无不加税,以红茶、曲绸两样税最重。红茶每箱价值二十余两,抽税五十余两;曲绸每匹价值不过五六两,抽税需十六七两;现在么都被减少到了25%以下。
蒙古民众的收入要比欧战爆发前高了2倍,而革命委员会这些年在外蒙开垦的耕地,也让外蒙古从1911年的万公顷耕地上升到了3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在巴音图们这片靠近东北的肥沃土地上,去年外蒙古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亿斤,满足了外蒙古60%以上的粮食需求,这大大降低了外蒙古从内蒙、新疆、俄罗斯购买粮食的需要。
可以说,现在的外蒙古牧民更愿意信任革命委员会,而外蒙的王公们也几乎难以再生起对革命委员会反抗的念头,随着外蒙古的铁路和公路的修建,革命委员会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了。现在外蒙古的人口从1911年的6、70万上升到了90万,汉人的比例从六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而今次被邀请来长春的外蒙王公,在看到了五星体育场的宏大后,就更加生不起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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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省基本都派出了代表队,当然是在革命委员会提供了补贴的情况下。而流落在大陆的台湾人也组建了一支代表队,这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抗议,日本人认为这些台湾人不能代表台湾出赛,而且台湾代表队的名字前应该加上日本两字。
负责主持本届运动会的梁廷栋则公开回复道:“体育赛事和政治无关,在体育赛事中施以政治压力有违体育精神。西方古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时,各国还约定在比赛期间不动兵戈呢,我们不觉得台湾派人参加触犯了日本的利益。”
在这个时代,民众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注只限于一种运动爱好者的关注,并没有把宏大的体育赛事当成一种国际文化交流,因此欧美的外交官并不认为梁廷栋的回答有违国际准则。
而东方的民众,哪怕是最为西化的日本,对于体育比赛也只是当作了西方人的奇怪习俗,哪怕日本是亚洲最先参加过奥运会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对这桩国际赛事也没多加关注,还是寻求了财阀的投资才凑齐了日本运动员出行的旅资。
总的来说,日本外交官对于革命委员会提出抗议,不过是一种应OTg2NTc=激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深谋远虑。虽然有一些日本精英觉得让台湾人、朝鲜人出现在这样一场运动会上很不妥,但是他们也不能说清楚这不妥究竟在哪里,自然就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更多人的看法就是,日本人又在小题大做,试图向中国人找茬以敲诈好处了,只是日本上下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和中国开战的欲望了,这样的讹诈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们觉得,日本人简直是没事找事。
跟着日本代表队来长春观赛的原敬,对于外交官员的退赛请示选择了避让,他认为这是外交省和代表队自己的选择问题,因为来参加本次运动会的运动队员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政府派出,更何况他现在不过是一名普通议员,不能干涉政府事务。
在一番手忙脚乱的交涉后,外交省重新把问题踢给了日本代表队,他们接受了原敬的意见,在政府方面继续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日本代表队是否退赛一事则交由代表队成员自己决定。
29日早上七点三十分,原敬从车站前的大和旅馆出发乘车前往十月广场。陪同他的后辈,也是每日新闻社记者海老俊,在车上有些不解的向他请教道:“原前辈,这种情况之下,断然的离开以压迫中国人做出让步,不是更为合理吗?哪怕中国人不肯做出让步,国内的民众至少也会认为您维护了日本国的威严。”
原敬转头看着他正想说话,车子突然猛的停了下来,他下意识的按住了前面的座椅稳住了身体,边上的海老俊赶紧扶住了他,并向前面的司机质问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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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一边回头道歉,一边指着前方路上说道:“刚刚边上的骡车冲了出来和前面的汽车撞上了,原先生,您没事吧?”
原敬坐正了身体,用手按住胸口深呼吸了一两次后,这才平静的对司机说道:“你下去看一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帮助他们一下吧。”
司机和坐在前面的秘书都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开门下了车。这场车祸不算小也不算大,骡车和汽车都翻了,但是车上的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倒是那头闯祸的骡子被撞了个半死。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然后呼喊了几句,就有不少行人跑了过来,撸起了袖子,在警察的指挥下把车子和骡子都抬到了一边。
坐在车上的原敬看着这一幕,对着海老俊说道:“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一名穿着制服的人站出来高喊一声,边上的行人就立刻响应了号召,不管是穿长袍的,还是穿短衣的,都丝毫没有芥蒂的服从着制服者的命令,没有讨论什么高下尊卑之分。
十几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今江浙湖汉北天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城市破破烂烂的,普通民众身上也大多肮脏不堪,毫无卫生之概念。
上层的绅士虽然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公共事务几乎毫不关心,只关心个人或家族的未来;至于中国的官宪,则把底层的民众视为猪羊,只想着在任期内敲诈盘剥地方上的民众;而普通民众也是麻木不仁,对于这个国家的上层和官员只有畏惧和痛恨。
假如你见过十几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你就不能够相信会出现长春这样由中国人建设起来的城市;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不仅能够把街道清洗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把自己身上也收拾干净;你就不可能相信,中国人会在没有制服者的威胁下,团结一致的做一件事。
假如中国5万万人都如此团结一心,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同中国为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获得的成就都将会在这样的对抗下化为乌有。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去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要确保帝国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不被中国人夺回去。
日本和中国之间,既是敌人也是朋友。既然帝国已经把南洋视为了开拓目标,我们就需要中国帮助我们分担欧美列强的压力;而为了保卫帝国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中国南方的利益,我们又需要借助国际秩序压制中国,不能让中国人颠覆现存的东亚秩序。
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个台湾代表队和中国人置气,只会让各国觉得我国心胸狭窄,丝毫没有尊重东亚和平的意思。只要各国觉得帝国在对中关系中依旧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各国就不可能出手帮助我们压制中国人。其实,有时候帝国露出软弱之态并不是坏事,只是我国的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明治开化以来,我们实施了全面西化的国策,这固然使得我国国力大涨,但是一味学习西洋的霸道,却忘记了我们过去的忍让之道,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啊。”
海老俊一边思考着原敬的言论,一边下意识的朝着车子前方的车祸现场望去,大约只化了七八分钟,前面的车辆就已经全部被清理到了路边,行人纷纷散去,道路再次畅通了起来,而街道的另一侧则始终保持的通行,并没有什么人停下来围观。
这确实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哪怕在日本的东京也不可能不出现看热闹的围观者,于是整条街道都会被堵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快速的恢复通行。
在海老俊思索的时候,原敬又对他补充了一句:“我刚刚说的话,你可不能登出去,现在的日本国民可接受不了我的话。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外的示弱都是有辱国体,简直是不知所谓…”
站在体育场西侧看台上的贵宾席上,吴川扶着栏杆俯视着这个可容纳4万人的椭圆形体育场;下面的观众正陆续入场,和这恢弘的建筑相比,这些观众就显得渺小了。哪怕在后世见过不少宏大的建筑,但是站在这看台上的吴川依然觉得心潮澎拜了起来。
吴川尚且如此,站在他身后的宋云桐、孟继周等委员也显得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们并不是没有来过这里,但是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和坐满人的体育场,带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哪怕只是注视着自己,都足够让人紧张万分了。
当然,比这些委员更为不堪的,还是那些被邀请来的各蒙古王公,有些人一辈子看到过的人大约都没有今天一次看到的多。
蒙古王公中最放松的大约应当属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恭本德吉特了,这位王爷对于政治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热爱音乐,来到长春之后倒是很快同吴川相熟了起来,对于面前的一切不仅不感到紧张,反而感叹道:“这要是能够在这里安排一场歌会,恐怕就更加震撼了。”
吴川回头对他笑了笑说道:“是啊,蒙古长调最为适合这种大场面,不过适合观众欣赏的场所还是应该放在大剧场,那里的舞台扩音效果很好。我劝你不如留下来,就在长春建立一个整理蒙古歌谣的蒙古乐团,然后把蒙古歌谣搬上舞台,到时就可以向世界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了。”
恭本德吉特听了大为心动,他试探的问道:“建一个这样的乐团要花不少钱吧?您能给我多少钱?”
吴川想了想说道:“你要是愿意出面主持这个乐团,我可以先拨给你10万元,然后根据你建立的规模每年拨给款项。眼下外蒙、内蒙几乎都没有战事了,蒙古的传统都在各种歌谣之中,要是没人出头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对于蒙古族来说不亚于是一大损失。各族共和,就是要把各民族中最为优秀的文化留传下去,而不能像满清和帝国主义那样,四处屠戮和消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共和的真意,你们怎么看?”
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东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乌泰、外蒙古革命委员会主席那木囊苏伦及内外蒙古各王公都纷纷出声道:“主席说的是。”“主席说的好啊。”“我们完全支持您的决定…”
库伦之夜死掉了太多独立派的王公,加上库伦活佛的倒戈,使得外蒙古王公们最后选择了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内外蒙古依然有不少王公和贵族是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只是蒙古内外的局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快的让这些独立主义者都没下注,蒙古独立的机会就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过去外蒙古王公想着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个是想要赖掉难以还清的蒙债,一个就是俄国势力在外蒙古的扩张,使得这些蒙古王公认为蒙古可以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
只不过这些外蒙古王公没有预料到,欧洲会突然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甚至连沙皇的皇冠都打飞了,原本在中俄之间左右逢源的美梦立刻就消失了,中国人趁着俄国在欧洲连年大战后内乱的机会,直接把俄国人从外蒙北部驱逐了出去,这里也是外蒙古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掌握了这里也就掌握了外蒙古。
当中国把俄国和库伦之间的联系切断之后,原本还有些小心思的贵族王公们就失去了对于俄国的信心,这些王公们很清楚外蒙古的部族武力是打不过中国军队的。不仅仅是在武器上存在着巨大差距,就是在战斗意志上,蒙古牧民也没有为王公去死的念头,因为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对待自己的牧民过于残酷了。
而在革命委员会为外蒙古各旗清理了蒙债,帮助各旗划分了草场和建立了畜牧公社,修建了连同库伦和内地及东北的铁路后,牧民们最后一丝同革命军交战的念头也失去了。
过去,在外蒙古商人来收皮子和羊毛、口蘑等土特产时,价格都会压的很低。比如一张狼皮在外蒙不过-元,在张家口就涨到了-2元;口蘑百包也不过就换得一箱砖茶。一头羊在外蒙古只值1两、2两,但是在北京或哈尔滨则涨到了3两-6两。
在张家口和库伦、张家口和乌里雅苏台间开通了汽车之后,一台载重吨的卡车在土路上每小时行驶34-45公里,张家口到库伦的行程从10天以上降到了3天之内;过去需要从库伦中转的乌里雅苏台,现在也一样可以坐汽车在3、4天内到达了。
汽车的开通,在建的铁路,不仅极大的拉近了内地和外蒙古的距离,也大大的降低了运输成本。特别是在俄国被战争拖垮后,外蒙古的商业很快就倒向了国内,去年外蒙古同内地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3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同东北达成的。
过去外蒙古这里凡丝茶杂货以及食用调料无不加税,以红茶、曲绸两样税最重。红茶每箱价值二十余两,抽税五十余两;曲绸每匹价值不过五六两,抽税需十六七两;现在么都被减少到了25%以下。
蒙古民众的收入要比欧战爆发前高了2倍,而革命委员会这些年在外蒙开垦的耕地,也让外蒙古从1911年的万公顷耕地上升到了3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在巴音图们这片靠近东北的肥沃土地上,去年外蒙古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亿斤,满足了外蒙古60%以上的粮食需求,这大大降低了外蒙古从内蒙、新疆、俄罗斯购买粮食的需要。
可以说,现在的外蒙古牧民更愿意信任革命委员会,而外蒙的王公们也几乎难以再生起对革命委员会反抗的念头,随着外蒙古的铁路和公路的修建,革命委员会在外蒙古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大了。现在外蒙古的人口从1911年的6、70万上升到了90万,汉人的比例从六分之一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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